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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社会企业尴尬与突围
来源:中国妇女报作者:丁秀伟 时间:2013-03-11

做有创意的手工、地沟油做肥皂、咖啡渣做肥料、利乐包做盆栽……欣耕工坊总能用创新的公益项目帮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编者按】

 

      “社会企业”一词,最近几年频频见诸报端,它不是用于指代“社会中的企业”,而是专指通过商业手段达到公益目的新型组织形式。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公益活动与经济活动互不相容。做公益慈善可不可以赚钱这个问题不仅让舶来品“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遭遇了一些困境,也让一些正在进行公益活动并试图实践社会企业的人们很纠结。有专家公开表示,公益机构可盈利且必须盈利。 


      那么,社会企业在中国该怎么走?在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嘉伟看来,未来应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促使社会企业如同普通企业发布年度报告一样,发布报告(可由民政部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审查报告),只有通过社会评估获得社会企业资质的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国外,慈善事业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才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企业。而在中国,一切都发展得很快。诸如草根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以及公益风险投资等,都在短时间内涌现。”环球协力社合伙创始人李女士这样说道。该组织是中国最早引入社会企业家理念的机构之一。


      为解决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民间非营利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日趋活跃,但它们同时也面对着政府的法规限制与公民的信任度低等诸多问题。来自社会、商业以及政府部门的声音,呼吁引入社会企业的模式来解决一些政府和商业部门都无暇顾及而非营利机构未能成功处理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于是,从英美舶来的一个时髦概念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社会企业。


      记者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嘉伟处了解到, 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作为国内较早开始社会企业研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国内最全面的社会企业案例库。目前SERC掌握了 53 个案例,覆盖了扶贫开发、教育文化等八大议题。


      成立于2007年的欣耕工坊作为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案例库中的典型案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欣耕工坊是一家通过支持贫困地区人群发展生产、以贸易所得来开展助学和扶贫的社会企业。“欣耕工坊更像是一个商业机构,他们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欣耕工坊的创始人朱炳肇表示,虽然欣耕工坊的从业者来自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但是从产品资源的收集到正规的人员培训管理,再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欣耕工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欣耕的产品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来自于村民的生产,对于河南因病致贫的农村,如艾滋病患者集中的村庄,欣耕会结合中国文化或环保主题,由城市的设计师设计出样品,把制作工艺传授给当地妇女,由她们生产;二是来自于有地方民俗特色的边远地区,比如内蒙古高级驼绒被,产品由当地的工厂生产,但由于信息的蔽塞、交通不便,缺乏营销手段,优质的地方特色产品没有为外界所知,欣耕承担起了对外宣传的责任、扮演起了销售的角色。这就形成了欣耕的两大项目,而项目所产生的利润除了用于支付工资、维持机构的经营和发展外,全部用于助学。等于说,欣耕为农村和城镇的贫困、患病、残障等弱势人群和其他非营利团体所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展示和销售的平台。


      记者登录欣耕工坊的淘宝网站,看到了咖啡渣种植包、青花瓷造型的卡包和记事本等系列、剪纸礼品袋、手绘绵竹年画、土布的电脑包和收纳包……而这些产品都是在市面上很少看到的。


      在中国落地、发芽将近10年时间的社会企业介于纯粹的非营利机构与商业企业之间,和前者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势群体,但却不用等着人家给钱才能办事;与后者一样追求商业利益,但并不以赚钱为最终目的。既超越了传统商业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又克服了传统非营利组织造血功能不足的弱点。

      社会企业家的理想是,以企业模式解决教育、环保、乡村开发、扶贫、人权、医疗保健、助残等社会问题,走出一条兼具公共利益和商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公益的同时,也能自给自足。

 

发展陷入尴尬

 

      英国驻沪领事馆文化教育处项目经理王海军发现,不仅中国学术界没有掀起社会企业研究的热潮,中国企业界对社会企业也没有意识,政府则“不反对也不赞成”。


      反观我国社会组织体系,并没有社会企业这一类型,但在营利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状态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福利企业等。由于这些组织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事务,又不以或不主要以利润为追求目标,所以,有学者称之为“准社会企业”。


      但青翼社工的创始人李兆伟则根本不同意“社会企业”这样的称呼,在他看来,社会企业这么一个概念是来自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国外不管是基金会还是社团都要注册成企业的形态,为了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区分开来,才有了社会企业这样一个说法。


      而在中国,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在法律上就是区分开来的,各自有各自的组织形态,不应该把社会企业这一国外的叫法照搬到国内的管理制度上来。


      对于什么是社会企业?内地的法律目前还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学者对此也有一些争议。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目标设定”、“运营模式”以及“利润分享”三个要素上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做出了归纳。从“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利润分享”这三个要素来看,社会企业在目标设定上存在的争议较小。学者都认同社会企业营运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在运营模式上社会企业采取商业的手段来运营,但是到底是以企业的形态来运营呢,还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形态来运营呢?在这点上对社会企业进行研究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在利润分配上,把多少利润用于社会公益投资的企业才算社会企业也一直没有定论。就是因为这些争议,我国内地还没有出台社会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些摸索中的社会企业不免受制于营利与非营利两种法律定位的约束。
     

      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的刘瑞燕女士表示,以前作为工商注册的组织,只能以接受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无法开具捐赠发票,捐赠企业往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对于筹资而言是个门槛;注册成为商业法人则意味着无法享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民间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对于处于探索期的社会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负担。但是,若注册为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法律规定,此类型民间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因而其营利性的项目必将受到制约。总的来说,根据社会企业的性质要求,既要有营利空间,又要能够进行公益活动,这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格格不入。


      除此之外,在社会道德方面,社会企业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这让不了解社会企业概念的人们容易联想到社会企业不免有着打公益的旗号用商业手段敛财的嫌疑。加上近年来中国的公益事业的诚信度遭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很难对社会企业这种抱着公益目的的组织提起兴趣来。不难想象,社会企业在中国是易说不易做的。


      “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如果以商业公司的身份注册,那么将没有权利进行募捐,所以不是传统的公益机构;如果以非营利组织(NPO)的身份注册,又会受到政府的诸多限制;如果是商业机构模式,则可以较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中欧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Richard Brubaker的一段话道出了目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社会企业该何去何从?

 

      社会企业该怎么走?在中国,一批关心社会之士已经开始对社会企业进行实践。他们希望通过社会企业调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帮扶弱势群体带来新希望。


      据记者了解,目前,发达国家大都设立专门的企业类型、制定专门的法律促进社会企业发展。不置可否,明确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将会对其在国内发展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有学者建议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整合现有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门机构承担社会企业管理职能;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扩大社会企业融资渠道,并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近年来,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也是社会企业讨论最多的话题。社会企业是一个主要靠自食其力而不是向别人伸手要钱来达到公益目的的机构,而求助于社会企业的人群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根据“病人”对症下药又要维持机构本身的运作,社会企业在其活动开展方面就要有其独特性和营利性。怎样把独特性和营利性相结合是当下中国乃至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企业要深入探究的方向。在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小斌看来,社会企业需要符合“铁三角”的原则:第一,社会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第二,企业家必须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第三,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支撑它的发展。


      在香港注册的花旦工作室要帮助的大多是急切要在身心方面得到改善的人群,而要这些人群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等体力劳动显然是不适合的。花旦工作室则从艺术活动的角度出发,组织这些人彩排出来一幕幕带有中西特色的演出节目,通过节目的表演让前来寻求帮助的人群得到心灵的启迪和释放,又通过一系列的演出来筹集资金,在活动的创新性和组织的可持续性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李兆伟也认为,“创新性是一个不断地挖掘需求,满足需求的过程。和传统的NGO依靠社会的捐赠,得多少便贡献多少的方式不同,创新性会引导组织去挖掘自身的核心能力,更好地去提供核心产品,简单地说就是当谈到和传统的公益组织有什么不同时,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能证明自己在运营管理上更有能力。”张嘉伟告诉记者,当人们开始考虑怎样更好地做公益、当创业者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术上的研究再深入下去,这些要素的结合都能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为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张嘉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目前可行性较大的就是走认证路线,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促使社会企业如同普通企业发布年度报告一样,发布报告(可由民政部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审查报告),只有通过社会评估获得社会企业资质的才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张嘉伟还呼吁政府关注社会企业,通过调研当地发展社会企业的可行性,引入一些合作伙伴,做一些孵化试点工作,让更多的人参与社会企业的发展,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徐慧玲 冯斯妤 本报记者 丁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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